中国GCD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是政党建设中受到高度重视的战略性问题。经过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摸索和理论创新，中国GCD探索出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从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四个方面，为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保障。2024年x月，总书记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明确回答了我们党为什么要自我革命，为什么能自我革命，怎样推进自我革命等重大问题。①这一重要思想作为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GCD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总结与凝练，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与方向指引。

在实践探索中，党的自我革命以正风肃纪反腐为重要抓手，着力铲除腐败问题滋生的土壤和条件。20xx年xx月x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以下简称“中央八项规定”），从调查研究、会议活动、文件简报、出访活动等八个方面入手，以上率下改进党风政风社风，以此破题开启了作风建设的新时代。中央八项规定深刻改变了中国，是作风建设的一张“金色名片”。数据显示，自20xx年至20xx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xx万起，党纪政务处分xx.x万人，彰显了中央着力整治党员干部作风问题的决心。①优良的作风、严明的纪律是中国GCD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鲜明标志，在一体推进正风肃纪反腐的背景下，中央八项规定已成为中国GCD作风建设的标志性举措，在推动党和国家治理体系发生深刻变革的同时，为各项改革举措落地生效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障。当前，中央八项规定已实施十一年，对这期间党风廉政建设取得的显著制度创新成果和积累的宝贵经验，亟需从理论层面予以回应、总结和提升。

政党纪律的建构与维系一直是政治学研究密切关注的议题。目前理论界对政党纪律的讨论，主要有三条线索。第一条线索聚焦政党长期执政条件下组织纪律的重要性，已有研究从跨国比较和历史分析维度阐述了政党纪律的性质、要素和功能，②认为政党缺乏政治纪律会导致组织的松散甚至崩溃；③第二条线索是在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探讨了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全覆盖下权力监督体系的形成和运行机制；④第三条线索从政党政治的实践出发，结合党的纪律建设过程中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梳理了公权力运行过程中的偏差行为，特别关注贪污腐败、消极避责等行为造成的非预期后果。⑤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下，尽管已有研究增进了我们对政党纪律的理解，但缺乏从长时间段和结构化的视角来解析政党纪律的内核和功能。本文将政党纪律嵌入政党内部、政党与国家、政党与社会三个维度进行分析，探讨了作风建设是如何通过维护政治权威、纠正执行偏差、巩固群众基础三类机制发挥政治功能。本文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借助制度设计和制度执行的双重路径，将作风建设嵌入常规化的权力监督体系，并建立由政治权威、行政效能和社会信任要素构成的良性循环，使得政党纪律的建构与维系更具操作性，发挥了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

二、理论逻辑：作风建设与政党纪律的三维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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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在维护政治权威的过程中，如何实现政治忠诚与政治能力的平衡。党的事业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在风险挑战多样化的环境中，党如何保证党组织和党员的纪律性，是不可忽视的一项工作。当前，党的政治建设首要任务是保证全党服从中央，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风建设正是对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问题的回应。自我监督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也是党的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哥德巴赫猜想”。为了避免自上而下的政治权威流失，党的自我建设既需要强化政治忠诚来提升向心力和凝聚力，同样需要提升包括判断力、领悟力、执行力在内的面向实际行动的政治能力。

二是，在促进行政效能的过程中，如何实现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的平衡。作风建设一直是严明政党纪律的重要内容，但其困难之处在于如何把握党员干部作风的纠治标准和尺度，以及如何通过长期制度化的方式确保作风建设的可持续性。进入新时代，我国干部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与时俱进、不断完善。但一段时期内，基层政府主要依赖强有力的制度约束机制规范干部行为，问责泛化、简单化的问题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由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多中心治理体系的重构，在错综复杂的动态变化情景中厘清责任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作风建设同样面临着如何优化责任配置、健全规范程序、严密责任体系等实质性挑战。与此同时，当前基层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仍较突出，铲除腐败滋生土壤的任务依然艰巨，作风建设需要注意干部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的动态平衡，精准把握问责的规模和强度，保证问责的正当、权威和有效。

三是，在提升社会信任的过程中，如何实现可信承诺与治理绩效的平衡。社会信任是构建清廉社会的基础，但获得信任和支持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目标，这取决于持续的投入和可信承诺，以及长期相对稳定的绩效产出。作为政策执行的“神经末梢”，基层的作风问题是掣肘各项工作深入推进的突出障碍，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风”问题涉及面广且成因复杂。随着治理规模的扩大，党和国家面对的社会环境日益复杂、风险挑战难度也日益增加，进而作风问题也会逐步叠加和累积。实现廉洁社会的理想与中国GCD的政治目标之间是高度一致的，如何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将作风建设覆盖到基层治理实践中，是未来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为此，各级党政机关应该鼓励公众参与，发挥社会公众的信息优势、激发广泛的亲社会行为来加强社会层面的监督。同时，积极整合有关作风问题的举报渠道和信息收集渠道，建立公共部门与社会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五、结语

如何建设一个强大有力的政党，是世界各国政治家和学者长期研究和探索的重大课题。公权力的不正当使用会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弱化政治权威，并引发社会层面的信任危机，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棘手问题。尽管政党纪律的重要性从未被低估，但其在实践中的具体落实程度，取决于一党一国的基本政治制度、现实治理需要和所处的政治阶段。党的二十大开启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全面梳理和分析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执行情况，既有利于从中总结经验，更有利于着眼制度设计和制度执行的连续性，把过去、现在与未来连接起来进行系统思考，切实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持之以恒开展作风建设，是影响纪律建设权威性和有效性的重要因素。本文将政党纪律嵌入政党内部、政党与国家、政党与社会三个维度进行分析，探讨了作风建设是如何通过维护政治权威、纠正执行偏差、巩固群众基础三重机制发挥政治功能的。从结果上看，政党纪律可以促进党内凝聚力，是实现组织目标、塑造成员行为的重要手段。在我国，作风建设是在复杂而独特的制度环境中演变而来，作为党的优良传统，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党约束权力运行、促进能力提升和确保执行落实的工具。从类型上看，作风建设主要针对权力不正当使用的两个极端情况即滥用权力和弃用权力。当下基层治理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仍较突出，铲除腐败滋生土壤的任务依然艰巨，这也是未来理论界和实务界需要持续关注的重要议题。